仅从政治节操而言，那些作家也很可能在“文革”十年间干了一些不光彩的事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他们在总体上是被打倒、被羞辱、被抄家、被剥夺阅读权利和写作权利的可怜群体啊。
他找我倾诉，证明他个人对我的信任。因此，我明知他不愿意听，还是又一次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了。
我说：“车部长，其实这些作家，都是「文革」的受害者。他们在「文革」中的许多行为，也是被迫无奈。因此说来说去，还是要算「文革」的这笔总账。清查的大方向，应该……”
车部长知道我会说什么，立即把话插了上来 ：“今天不谈这个了吧。”
但我还是很不识相地加了一句 ：“说真的，据我的观察，清查这样搞下去，有点近似于瞎子摸象！”
“什么？瞎子摸象？”他立即不高兴了。我一直不知道我所说的这个成语为什么会如此深深地刺痛了他，因为他后来在几次报告中都反复提到：“有人说，上海的清查是瞎子摸象，请问，谁是瞎子？谁是象？”我甚至感到，这四个字，就成了我和他中断友谊的关键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