岁，但她思绪敏捷，口齿伶俐。
她说到这里自己也笑了起来：“我喜欢吃甜食，这对老年人来说不是个好习惯，所以一直在接受大家的监督和管教。”
她叹了口气，恋恋不舍地放下了手中咬了一口的饼干：“您请开始吧。”
记者点点头，开始了对她的独家采访：“众所周知，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数学研究者，也是继亨利。庞加莱后再次被公认的全能型数学家，我想知道您今年还在继续开展研究工作吗？”
“还在，比邻校园多少会受一些影响，去旁边的校区散步的时候，看着来来往往的*学生，我就会忍不住开始一些思考。我喜欢这个充满活力的氛围，如果不搬家的话，我想我大概还能工作很久。”
岑韵的大脑没有受到岁月的摧残，如今，她每天依旧会工作六个小时以上，而且效率很高。
“今天我们的采访会面向更多非数学专业的读者，介意聊一些学术以外的话题吗？比如您的成长经历，您的获奖感想，以及您的导师和朋友。”记者说。
“当然不介意，我出生在中国山东的一个小城市，一个海滨小城市。我妈妈是一位小学教师，学龄前的时候她总把我放在她的办公室里托管，这给我了接触知识的机会。能够识字后，我得到了几本不错的数学习题集，这些巧妙地解法引发了我对数学的兴趣。但那也就只是几本习题集，真正引导我去系统学习数学知识的，是我初中的数学老师李秋毅先生。他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，也是因为他，我后来得以结缘我的伯乐陈颢教授和刘连芳院士。经过她们的推荐，我认识了影响我一生的老师Voisin院士。您知道，Voisin院士是当时复杂代数几何领域的超一流学者，得益于她的指导，虽然我以三十岁‘高龄’才开始博士课程的学习，但竟然幸运地拿到了菲尔兹奖。”
菲尔兹奖是颁发给年轻数学家的，获奖者年龄必须在四十岁以下，岑韵拿到奖项的时候三十九岁，非常幸运。
“您似乎有些大器晚成，您三十九岁之后的研究成果可谓非常丰硕。”记者这么说，是因为许多数学学者获得成就的时间都比较早。
“我是一个比较散漫的人，在读博士前，我经常会毫无目的地阅读很多零散的数学著作。当然！在拿到博士学位后，我又回归了这种状态！那时我从巴黎去了新泽西州，普林斯顿的氛围，怎么说呢，那是另一种感觉，虽然很好，但我不太适应，所以最后又回到了欧洲。”岑韵回想起她的青春，侃侃而谈。
“但你在那里也获得了不错的研究成果！”记者说，“我记得您曾说，离开那里是因为那里的房价太贵了。”
“哈哈哈，是有些贵，但他们给了我不错的职位和薪水，所以那是我的借口。我只是想返回欧洲，想回到了Voisin女士的怀抱。她非常无私，而且思想自由。后来我选择的研究方向已经不再和她重合，但她依旧经常和我讨论交流，给予我鼓励和帮助。她包容我的散漫，她给了我想干什么就干的空间，她成就了我。”
上一位全能型数学人才是亨利。庞加莱，他的成果覆盖了数论、代数、几何学、多复变函数论等几乎全部的领域，所以被称为‘全能型数学家’。
在他之后，数学各分支的发展越发高深，人们认为几乎不可能再有人能深入、全面地掌握那么多的知识。所以在岑韵出现之前，他一直被称为‘全能型数学家’的最后一人。
岑韵获得过许多、许多的奖项，但这是任何奖项都无法描述的伟大成就。她著作等身且开创了多个新的数学流派，她的名字注定被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。
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她和记者聊到了一些近年来的研究方向，和对业内热点的一些观点及看法。
结束专业方面的论述后，记者又和她聊起了一些轻松的话题。
“在称谓方面，您似乎并不介意大家称呼您为‘女数学家’。”记者说，“很多学者不喜欢这样，至少据我了解，您的老师Voisin女士就对此比较反感。”
“是的，她是反感的，她曾和我聊过她当年获得邵逸夫奖时的担忧，她很担心自己是因为女性身份才获得的奖项。她也反感媒体提到她的时候总强调性别，而不谈及具体的工作。她跟我讲，当她获得阿贝尔奖时，新闻报道里唯一的提到的，就是她是女性。”岑韵回忆。
“那您为什么不对此反感呢？”记者问。
“怎么说好呢，我和她的成长经历不太一样。我出生在一个普遍认为女性不适合从事理工科研究的环境里。那是八十多年前，您知道吗，那时候，女性科研者虽然获得了业内的认可，但依旧很容易遭到社会的歧视。我毫不掩饰地讲，我